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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白鹭湖姑娘 素材/孙玉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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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出生在江西一个小县城，今年66岁，母亲在我4岁那年死于难产，没多久父亲给我找了个后妈，几年后我又有了2个妹妹、1个弟弟。
继母虽然是个乡下姑娘，但长的挺标致，估计当年也就是看中我父亲是个工人的缘故，才决定嫁给他的吧，否则我父亲要长相没长相，要钱没钱，还拖着年幼的我，实在是没有吸引人的地方啊。
老话讲：一人不喝酒，二人不赌钱，但印象中父亲就是爱喝酒，上班累了回来喝几口，说是解乏；闲的没事喝酒，说是消除寂寞，总之，每次喝酒都能找出诸多理由。
父亲平时话不多，但一杯酒下肚，就喋喋不休，为此继母一看到父亲端酒杯就皱眉头，但她自己那时候也没正式工作，就靠糊火柴盒贴补家用，说话没分量。
继母性格温和，对我也挺好的，我那时候长的又瘦又小，但她没嫌弃我，每次外出担心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，她都会用一条宽的布腰带，将我背在背上，走到哪，带到哪。
继母的举动让街坊四邻都替我感到幸运。但随着弟弟妹妹们的出生，我在父母心目中的分量似乎大打折扣。
因为我是家中的老大，后来家务活基本都是我做（继母去做了环卫工），放学回来还得去附近一个炼油厂附近拣煤渣，寒风凛冽也要排队去打开水，回到家弟弟妹妹闯祸了，父亲第一个惩罚的人就是我。
有个星期天，我带着妹妹在门口跟小伙伴们跳皮筋，结果弟弟被门槛跘了一跤，把额头磕破了，顿时血流如注。
结果父亲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大老远就朝我飞起一脚，直接把我踹倒在地，然后才转身抱着大哭中的弟弟，去卫生所包扎。
父亲那一脚踢的我腿肚子淤青一大块，好长时间用手一按还疼。
就在那天我半夜起来小解，听到继母跟父亲说话声，只听继母说道：“你下次再打，下手轻点，万一打坏了，你还得花钱给她瞧。老话讲，‘宁做茅坑板，不做别人家的前后晚’，你打她一顿是解气了，可别人看了会说‘有了后妈，就有后爹’，到时候责任都在我身上……”
后面断断续续的又说了许多话，我听了半懂不懂，但从那以后，只要我受气，我就把这笔账记在继母身上，感觉挨打跟她有很大关系，要不为啥父亲每次只打我，而不打弟弟妹妹他们呢？
因为我跟他们不是一娘所生，继母不是亲妈啊！
时隔多年，我对当年自己肤浅的认知感到羞愧，其实我挨打跟继母没有多大关系，至少她嫁进门以后，这个家才像个家的样子，至少在我惊慌失措步入青春期时，是继母给我耐心讲解和安抚……
转眼我初中毕业了，没多久正好赶上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。每天听着扩音喇叭慷慨激昂的口号声，我为之向往，我决定要离开这个家，投身到广阔天地中去锻炼自己。
所以我没跟父亲打招呼，就跟同学肖霞一起去报了名，回来才跟父亲说了一下情况。
记得父亲当时正在喝酒，本以为他会借着酒劲唠叨我几句，结果出乎我的预料，他闷着头又喝了一杯，啥也没说，然后倒头便睡。
那一刻我的心凉了，觉得自己在这个亲生父亲眼里根本一文不值。
至于继母，我在想，她有她的亲生儿女，说不定巴不得我早点离开家呢。
就这样，我带着逆反心理，毅然决然的投身于时代的热潮中。
我走的那天早上父亲和继母都去上班了，是大妹把我送到集中地点，直到汽车快要发动的时候，继母才气喘吁吁的跑过来，从口兜里掏出几个煮熟的鸡蛋，我接到手时还热乎乎的。
接着，继母又从贴身口兜拿出一个包裹的花手帕，打开后露出一些钞票和粮票，然后她用手指在嘴里沾了一下唾沫，点了几张递给我，笑着说：“想吃啥自己买，有空就回来。”
那一刻我鼻子一酸，想哭，刚刚还在嫉妒别人家的父母在送行，原来我自己也有啊！
我努力的眨眨眼，把即将夺眶而出的眼泪又憋进去了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我朝继母使劲的点点头，挤出一丝微笑。
我和肖霞被分在一个公社，但不是一个大队，刚开始去的时候，我们这帮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看到啥都是新鲜的。
当我们从车上下来，踏上这片土地时，望着绿油油的大块田地，有人兴奋的振臂高呼：“太好了！这么多的韭菜啊！我最爱吃的就是韭菜炒鸡蛋！”
话一出口，惹得旁边几个社员“哈哈”大笑，一个看上去50多岁的大娘说道：“傻孩子，这哪是韭菜啊，那是小麦。”
就这洋相出的，在村里留下了话巴，随后好长时间还被人动不动翻出来说说。
那时候我们真的是一群“四肢不勤、五谷不分”的娃娃兵。
但不久后，就让我们尝到什么叫“锅是铁打的”。
首先是住宿问题。
我所在的大队是个先进典型，听说好多人都想来，只不过当时村里没有知青集体宿舍，七八个男青年被安排在场队屋后面的一排土墙瓦顶的房子里。
为了保证我们女生的安全，我和其他3个小姑娘分别被安排在住房条件相对宽绰的农户家里。
而我成了刘大妈家的照顾对象。
刘大妈看上去五十多岁的样子，个头不高，面容有些沧桑，梳着“巴巴头”，一件洗的发白的宝蓝色大襟褂，在肩膀处周周正正的打着灰色补丁。
刘大妈对我很热情，忙不迭的将我行李扛进屋。
等我解开行李包，刘大妈一看就是两床不太厚的棉被和一些衣物，于是她皱皱眉对我说：“小孙，这被子太薄啊，我们这里冬天湿冷。”
我嘴里“哦哦”着，心想：我家6口人，总共也就那几床被子，却被我带来了两床，已经不错了。
随即，刘大妈安慰道：“没事，等今年早稻草晒干了，我给你做个‘草囊’铺在床下面，不比棉被差。”
后来我才知道，所谓的“草囊”，就是用几条麻袋缝合起来的大口袋，然后往里面装些干净的稻草，这样平铺在床板上，上面再放一床被絮，哪怕薄一点，也没事，冬天抗寒。
我虽然住着刘大妈家的房子，但我和他们不走同一道门，他们家的大门是那种双扇门，门板厚重，门朝南开。
而我住的那间屋是单扇门，门朝东，听刘大妈说，这间房原来是她婆婆住的，后来婆婆去世，就闲置下来了。
那时候的我不知道什么叫“怕”，只觉得一个人有属于自己的小天地，舒舒服服的一人一张床，没事看看小说也没人打扰，挺好。
安顿完后的第二天中午，刘大妈领着一个年轻人来了，她对我说道：“小孙，我让我家小四给你从门后面再加一道栓，这样安全点。”
我一听赶紧点头说“谢谢”。
只见那个叫“小四子”的年轻人，拿着木匠工具，三下五除二就给我做了个长木头门栓，怕我不会用，他还给我演示了一下。
门栓做好后，小四子又朝墙四周看了看，说：“等会儿我给你拿几张报纸过来，你把床贴着墙的部位，用报纸糊起来，要不往床上掉土渣子。”
我一看可不是嘛，因为没有蚊帐，又是土墙，看上去脏兮兮的。
接着不大会儿，小四子一手拿着一沓报纸，一手端着一只蓝边粗瓷碗进来了。
我不解的望着碗里的东西发愣，小四子笑着说：“这是浆糊，要不也没法贴上啊！”
我一听恍然大悟，不好意思的笑了。
从跟小四子交谈中，我得知他比我大3岁，于是后来我就叫他“四哥”。
因为跟刘大妈是一个生产队，所以每次一大早队长喊工的时候，我还想赖床时，刘大妈都会站在门口再喊我几声，直到我起床开门，她才离开。
慢慢的，我跟刘大妈一家熟悉了，后来得知他们老两口有4个儿子，没有女儿，老大、老二都成家了，在村西头住，老三退伍回来被市郊一家招了上门女婿，四哥是他们最小的儿子。
刘大伯人也好，是大队豆腐坊的师傅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百姓餐桌上能出现一碗豆腐或者千张干子，不是家中来客人了，就是逢年过节，平时很少有这个待遇。
正式参加劳动生产后，真的给我们这帮年轻人一个“下马威”。
因为我下放的村庄地处江淮之间的丘陵地区，那里是鱼米之乡，产双季稻，除了有大小麦，还有油菜和棉花。
要说在旱地锄杂草这活我不在乎，虽然火辣辣的太阳晒的人满头大汗，但只要锄头放平，眼盯紧点别大意，不伤棉花苗就行。
可水田插秧就不轻松了！我下乡第一年没过过多久，就赶上了插早稻秧苗的季节。
当我挽起裤腿走进水田时，虽然春寒料峭有点冻腿，但感觉挺好玩，就像小时候雨天玩水一样兴奋。
可插秧是个技术活，要求秧苗笔直，1米2宽的一趟秧必须是8棵，多一棵、少一棵都不行。
除了技术上严格要求外，插秧被社员们称呼为“倒爬”，弯腰撅腚手脚不停，好不容易想直起腰歇一会儿，可看到别人都插到后面了，跟我离一大截，我也不好意思总站着，只能埋头接着干。
所以晚上收工回来，腰就像折了一样，大腿上的肌肉乱跳，连晚饭都不想做。
插晚稻秧更难受，在当地被叫做“双抢”，即抢收抢种的意思。
关键“双抢”从7月中旬开始，一直要持续到立秋后，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。
那时候病虫害少，水稻几乎不打农药，所以水田里好多蚂蟥。
只要一下田，成群的蚂蟥就闻到肉味了，蜂拥而至，一旦感到腿痒，肯定是蚂蟥趴在腿上在吸血，而且不是一只。
刚开始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迅速把蚂蟥从腿上拽下来，后来一起干活的婶子大妈们告诉我，先使劲的照着蚂蟥拍打一下，再用手拽就下来了。
当然，被蚂蟥吸完后，腿上会继续流血，据说蚂蟥吸多少血下肚，就要流多少血出来。
我那时候恨透这些“吸血鬼”了！但没办法，立志要跟贫下中农同甘苦。
有天晚上插秧回来，听到刘大妈敲门喊我名字，开门一看，只见她手里拿着一双长筒布套，说让我插秧下田前绑在腿上，这样可以防御蚂蟥的叮咬。
原来是刘大妈用旧衣服裁剪下来，一针一线缝制而成的。
那一刻我仿佛得到久违的母爱。
四哥平时没事不跟我说话，看上去酷酷的样子，他最喜欢穿的一身衣服就是一套深绿色军装，还有一顶军帽，估计是他三哥送给他的。
别看四哥话不多，但人缘好，经常有一帮小年轻人找到家里来玩，他们有会吹笛子和口琴的，还有会拉二胡的，有几个姑娘唱歌的声音如百灵鸟。
原来，四哥是大队宣传队的成员，他们经常一起演出。
那时候的农村文化娱乐生活，除了看露天电影，就是群众文艺演出。
当然，这些也不是经常性的，而且只有我们大队有，肖霞他们还得往我们村跑来看。
每次演出，四哥都是男一号，演的逼真自然，简直比电影里的战斗英雄长的都帅气，演出一结束，我鼓掌把巴掌都拍红了！
后来在四哥的引荐下，我也成了合唱队的成员。那时候为了排练，我们是可以脱产的，而且不算旷工。
每次演出前化完妆，我对着镜子看自己，越看越好看，连晚饭都不敢吃，害怕把妆弄花了。
第 一次演出回来，我得到了四哥的表扬，四哥夸我台风好，不紧张，我高兴的偷笑好多次。
虽然劳动生产辛苦，但通过大半年时间的锻炼，我也不叫苦叫累了，反而觉得很有意思。
那时候肖霞特别羡慕我，说我遇到刘大妈一家人非常幸运，她住在那家不如我。
本来国庆节大队放我们知青几天假可以回去的，但我一是囊中羞涩，其次也不太恋家，所以没回去。
结果等肖霞回来后，她给我拿来了用罐头瓶装着的冰糖，她说是我继母让妹妹送去，让她捎过来的。
冰糖含在嘴里，甜在心里
有一天四哥给我送过来好几本书，然后告诉我他要参军去了，12月底就走。
我闻听居然第一反应就是对他有点恋恋不舍，不过他好像没发现端倪，而是跟平时一样，笑着嘱咐我道：“好好锻炼，争取年终评上‘劳动模范’！”
我当时难为情的低下头，答非所问的道：“四哥，到部队后能给我写信吗？”
四哥听到这，先是一愣，随后大大方方的回答道：“当然可以，不过别见笑哈，我字写的不好看，我只是小学毕业。”
也就是后来我跟四哥鸿雁传书，让我对他的感情一次又一次的升华，到后来我不再称呼他为“四哥”，而是“昌哥”。
因为四哥的大名叫“刘平昌”，当然，他也从喊我“孙玉芳同志”，转变成“芳妹”。
就这样，我和四哥慢慢的成了一对恋人，麻辣滚烫的那种，以至于后来我放弃返城的机会，决定跟着四哥扎根农村，开启了别一样的人生
（考虑到篇幅太长，我决定分两部分写，未完待续！）
（本文写于2024年3月1日早上6：20分，仅代表撰稿人的个人观点，不对内容真实性负责，若有雷同，纯属巧合，网图侵删！）